献爱活动本身也是一种仪式化的“表演”。在这场“表演”中，慈善家、孩子们和福利院工作人员同台表演，在镜头前演绎了一幕幕传递爱的感人情节。当“表演”结束时，“旅游服务”的提供者收到“旅游收入”，游客也支付“旅游支出”。在这样的条件下，当所有的要素串联起来，中国福利院的“公益旅游”就成为了现实。
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旅游活动类型，“慈善旅游”不仅可以达到慈善目的，还具有休闲娱乐功能，这意味着福利院已经彻底转变为旅游景点。
近年来，中国的慈善活动日益繁荣，已成为值得称道的社会正能量。但当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时，慈善组织和慈善活动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一些学者和媒体人士将慈善活动的蓬勃发展视为中国“公民社会”崛起的标志。他们认为，以慈善活动为平台和组织方式，不仅可以使公民在社会福利方面受益，而且可以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实现政治民主化。
但实践中的慈善未必对所有人都有利，尤其是对于慈善的目标群体：针对孤儿院、疗养院等的慈善行为往往将老人和儿童描述为“异常人”或“穷人”。“人”，使他们成为消费的对象，他们居住的地方也成为“慈善旅游”的景点，慈善活动成为一个不断产生不平等关系的过程。
本文的案例将表明，在孤儿院儿童的慈善活动中，慈善家往往将具有“悲惨命运”的弃婴视为获得“旅行”经历、教育孩子、培养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情心的一种方式。”和社会。责任的工具，弱化对方，以此来完成“有价值的现代公民”的身份。
慈善活动确实有很多好处，但任何事情都有两个方面。本文的目的是反思其不足，仔细审视当前学术界和舆论界对中国各项慈善活动的充分赞扬，并将其与“公民社会”思想乃至与民主化挂钩的观点进行比较。
本文的实地考察地点是浙江省甬江福利院。
甬江市是浙江省重要的商业城市之一，以繁荣的私营经济而闻名。经济增速和人均收入水平连续多年位居全省前列。邕江福利院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是该市唯一一家收养弃婴和孤儿的政府举办的社会福利机构。2011年，共有工作人员27人，其中保育员6人，均为中年女性。医院现有儿童80名，其中约70%为三岁以下婴幼儿，约95%为病残儿童。未被收养的年龄较大的孩子都有智力障碍或身体缺陷。
笔者于2011年3月在该院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实地调查，并于2012年6月至8月进行了跟踪走访。调查期间，几乎每天都有慈善人士前来表达爱心，他们的存在也让成为福利院孩子们善意的象征。同时，这些慈善活动也产生了特别丰富的话语和实践，构建了慈善活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过程。
见证孤儿院“慈善行”
2011年六一儿童节上午，邕江市福利院迎来了当天第一批献爱心的30余名志愿者。他们都是邕江市某民间组织志愿者小组的成员。看到满屋子的婴幼儿，志愿者们觉得很有趣，纷纷拿出手机和相机拍照。
一名婴儿被闪光灯吓得大哭，保育员上前制止，志愿者却问道：“为什么来这里秀恩爱却不让拍照？”一些志愿者还抱起婴儿并对其进行评论，探讨孩子的性别和残疾情况，或者询问有关孩子护理的问题。共产党员说这些孩子有些“不正常”，然后感叹他们的人生经历很糟糕。他们不仅饱受疾病之苦，还被父母抛弃。
在这些志愿者离开之前，温州商会的数十名商人前来捐款。放下礼物后，他们冲进托儿所探望，并要求与孤儿院的孩子们合影。笔者看到其中一人突然拥抱了两个孩子。他在镜头中微笑，而两个孩子则一脸困惑。笔者旁边的工作人员轻声问道：“你看，这像不像我们平时去动物园抱动物拍照的样子？”等到客人离开时，被抱着的孩子已经因为突然出现的陌生人而放声大哭。花了很长时间才安抚他们，之后我还要清理地上的垃圾。打扫完后，又有新客人来了。
六一儿童节，邕江福利院共接待了八批前来表达爱心的游客，总人数达百余人。到了晚餐时间，几名儿童保育人员表示他们太累了，吃不下饭。据了解，这几年，不少人逢年过节来到福利院表达爱心，但工作人员表示，每次接待来访后都感到疲惫不堪。
拍摄照片或视频是参观孤儿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近年来，节日聚会秀恩爱的新闻屡见不鲜，其中也不乏一些荒唐的报道。例如，敬老院的老人在重阳节期间，被前来献爱心的人们洗了八次头、七次洗脚。福利院的孩子们也是聚集在一起表达爱心的人。在甬江福利院，六一儿童节是来访人数爆发的日子，孩子们基本上扮演着“献爱心”活动的对象角色。——人被示爱、拜访、凝视，被怜惜的“穷人”，愉悦的对象是有计划的，但事实上，整个过程更让前来示爱的人感到愉悦，他们是整个活动的主体。
这些慈善家似乎有意无意地将对孤儿的慈善事业发展成了一种“慈善旅游”活动，不仅可以帮助他们实现慈善目标，还可以让他们体验到孤儿院等弱势群体的福利。体验不同的生活，甚至可以享受休闲娱乐。
事实上，慈善家将参观救援机构变成旅游活动的现象已引起国外关注。在柬埔寨、尼泊尔和南部非洲一些国家，不少国际游客将到当地孤儿院进行慈善探访和志愿服务作为跨国旅游活动的一部分，从而发展了所谓的“孤儿院旅游”。
近年来，该项目在这些国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专业产业，被认为是全球志愿服务产业的一部分。在参观孤儿院或欣赏孤儿们的表演前后，国际游客都会捐赠一定数额的资金，以支持孤儿院的运营。
在邕江福利院，我发现慈善人士的慈善活动越来越呈现出明显的旅游活动色彩。根据世界旅游组织对旅游活动的定义：旅游者出于慈善目的，前往原来居住环境以外的地方停留时间不足一年的，即可称为“慈善旅游”。它满足旅游活动的所有要素。
每个来到孤儿院的“慈善游客”的潜在动机可能有所不同，但他们都声称自己是来给孤儿院的孩子们献爱心的。每次秀恩爱的行程少则几个小时，多则半天。慈善人士有时间捐款、做志愿服务。同时，他们也具备了“慈善旅游”的物质条件，如支付交通费、捐赠现金和物资等。
此外，福利院本身也有资格成为“旅游胜地”：慈善家对福利院抱有一种想象中的期待。福利院的孩子们都是需要同情的“非正常贫困人口”。去福利院可以体验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正是这种期待，促使他们前往福利院进行“慈善旅游”。“公益旅游”中最吸引人的“风景”，莫过于孤儿院孩子们各种“奇怪”的身体残疾和部分孩子的可爱模样。
此外，福利院的儿童、工作人员、志愿者团体负责人也可以提供“慈善旅游”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孤儿院的孩子和工作人员就相当于“旅游目的地”的“原住民”。虽然他们不需要像柬埔寨孤儿院那样表演，但慈善活动本身也是一种仪式化的“表演”。
在这场“表演”中，慈善家、孩子们和福利院工作人员同台表演，在镜头前演绎了一幕幕传递爱的感人情节。当“表演”结束时，“旅游服务”的提供者收到“旅游收入”，游客也支付“旅游支出”。在这样的条件下，当所有的要素串联起来，中国福利院的“公益旅游”就成为了现实。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旅游活动类型，“慈善旅游”不仅可以达到慈善目的，还具有休闲娱乐功能，这意味着福利院已经完全旅游化。
不寻常的娱乐体验
福利院的慈善旅游具有不同寻常的吸引力。据笔者观察，大多数慈善人士在甬江福利院进行“慈善旅游”时，言行高度一致：他们认为福利院的孩子不正常、可怜，所以他们想展现爱心和慈善；同时，他们也消费这些“异常穷人”，观察长相“奇怪”的孩子，观察他们的性别和身体残疾，并把身体残疾但长相可爱的孩子抱起来玩——，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你获得知识，满足好奇心，甚至获得快乐。
笔者曾遇到有人感叹：“来到孤儿院，你现在可以看到各种以前从未见过的稀奇古怪的人。”在“游客参观”过程中，孤儿院的孩子们不仅成为游客注视的对象，他们的身体特征也成为一种标志。——慈善人士对孤儿院孩子们的一一观察和拍摄，其实是一种征兆的集合，就像旅行中奇特风景的集合一样。当他们看到残疾人的身体时，他们认为在凝视的过程中捕捉到了“孤儿”的整体特征，并将这些“异常”和“贫穷”的特征视为孤儿院的标志，而慈善旅游则将其视为孤儿院的象征。恰好正在消耗这些符号。
与孩子合影也是公益旅游的特别体验
出于对人类残疾的好奇，慈善家们常常会花大量的时间仔细观察和询问孤儿院里每个孩子的“问题”。于是，保育员往往被动地成为“旅游”服务的提供者，不断地解答问题、接回孤儿院的孩子，仔细检查。
不仅如此，工作人员还经常协助他们获得“旅行体验”，比如抱宝宝、喂宝宝等。比如当年轻人想要尝试抱宝宝时，工作人员就要教他们正确的抱宝宝方法。防止宝宝跌倒或吐奶的姿势。一旦有人尝试，其他人就会准备尝试，结果往往是一个接一个地抱着婴儿。
一位老人曾开玩笑说：“孤儿院是一个非常适合年轻人特别是准父母接受育儿培训的地方。”不过，婴儿似乎也成为了这个过程中提供“服务”的角色之一。——情况经常被抱的婴儿一放回床上就哭，慈善工作者都急着离开，要么把婴儿交给托儿所，要么放回床上任其哭泣。
于是，保育员们常常抱怨慈善机构的人给他们带来的麻烦多于帮助：“因为他们每次来都要抱着孩子，离开时哭声让孤儿院日夜不安。”
与福利院工作人员相比，志愿者团体的领导者扮演着更加积极的“旅游服务”提供者角色。因为他们更加了解孤儿院的情况，成为了“孤儿院旅游”的“专家”。志愿者团体负责在互联网上发布志愿者活动信息、安排行程、讲解注意事项。
据笔者观察，注意事项大致如下：每次活动人数不得超过8人，生病的人不宜参加；衣着朴素，长发扎起来，避免被送进福利院的孩子拉；每人需自备一包纸巾，用于给福利院的孩子擦口水、鼻子；尽量不要带钱包，防止福利院的孩子随意乱搞；尽量不要让福利院的孩子玩手机，防止一些孩子养成偷东西的坏习惯；尽量不要给孤儿院的孩子带零食，防止肠胃出现问题；请勿大声喧哗，进入育婴室前要洗手。
志愿服务的主要内容包括：帮助保育员看护孩子、打扫托儿所；教大一点的孩子读书、画画、唱歌，和他们聊天、讲故事……如果大一点的孩子主动来找你，你应该抓住机会，让他们做他们想做的事。尽你所能。孤儿院的孩子们都喜欢绘画和跳舞。应该真诚地鼓励和表扬他们，这样他们就会很开心……
从复杂而详细的行程安排和注意事项中我们可以发现，志愿者组作为“专家”，对志愿者的计划非常清晰。他们像导游一样，为志愿者提供一份详细的进入陌生环境的“旅行清单”，包括准备工作、旅行“项目”、注意事项以及促进活动顺利开展的各种“提示”。检查清单”）。原住民不同的互动方式等）。
同时，他们也是“游客”和“当地服务提供者”之间的联络人。例如，一位志愿者曾向托儿所建议，将孩子的名字贴在每个孩子的床头，以防止新志愿者不断询问孩子的名字。这对他和志愿者来说都更方便。当时，保育员们听到这个要求，都沉默了。然后一个在孤儿院长大、目前在寄宿中学读书的孩子一听说这件事，顿时变得非常兴奋：“孤儿院不是动物园，也不供游客参观！为什么？写个名字吧！”每个孩子的床边？”
尽管志愿者团体的领导者试图规范和管理志愿者在福利院进行“慈善之旅”的行为，但实际上很难实现这些目标。志愿者常常认为，既然自己是在献爱心、做好事，就不应该受到批评和限制。
这些公益旅游活动的言行看似以孤儿院的孩子为中心，以他们的情感需求为出发点，但实际上他们始终是被表达的对象，而他们的情感需求的表达也充满了参与者主观的社会想象，他们也利用慈善活动不断产生和满足这种自我感受和想象，获得“付出爱”后的振奋体验，甚至从中获得休闲和娱乐。
一次有教育意义的参观体验
每到节假日，大批甬江福利院中小学生都会带着家长、老师前来献爱心。其中，以家庭为单位来访的，通常是有一定经济条件的当地居民。他们主要捐赠现金，或者大量的食品、玩具和生活用品。
这些家庭来访时的场景也非常相似：家长们表现得非常得体、大方，经常与福利院的保育员和孩子们交流。相比之下，他们的孩子往往显得非常害羞和胆怯，躲在父母身后或站在门外，只有父母催促他们才愿意进来。家长们经常询问孤儿院孩子们的背景和身体状况。甬江孤儿院的孩子大部分都有身体残疾。家长们听了，感叹：这些孩子真可怜。抛弃他们的父母太不负责任，太残忍了。不少家长也认为，这些孩子肯定是被在甬江市打工的外地人遗弃的。
大多数家长在孤儿院都会站在孩子身边，对孩子说：“你看这些孩子多可怜，这么小就被父母抛弃了，你家里有父母和亲人的照顾，你们的物质条件真好。”，你是多么幸福，你应该反思一下，珍惜你的幸福生活。”
下面几段都是类似的，但是不同的家长可能有不同的含义。有的家长批评孩子不珍惜自己，不好好学习。有的家长鼓励孩子去孤儿院做志愿者，或者把自己的零用钱捐给孤儿院的孩子们。一般来说，家长带孩子来孤儿院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增加孩子的社交能力，二是反思自我，学会同情社会上的弱势群体。
孤儿院对于这些家长的教育功能很明确：他们把孤儿院视为家庭的参照系，孩子们在孤儿院的生活必然是不幸福的，以此来反衬孩子们幸福的生活在家庭中。通过这种比较，这些家长认为，孩子应该充分利用家庭提供的物质条件来增强社会竞争力，比如努力学习以获得优异的成绩，积极参加兴趣班培养广泛的兴趣，或者掌握书本以外的许多方面。技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珍惜来之不易的家庭幸福。
此外，孤儿院的教育功能不仅仅局限于为家庭提供参考。家长直接希望能帮助增加他们的社会经验，培养他们的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一位家长坦言：“我带孩子来孤儿院参观，是希望能为下一代做出榜样，同情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让他们成为对家庭、对社会有用的人。”未来。”
——显然，孤儿院的孩子们再次被认定为需要怜悯的“穷人”，不仅是父母培养孩子成为对家庭和社会“有用”的人的工具，也是当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孩子孩子们成为“有用”的人。必要的“垫脚石”。
——没有“弱势群体”作为参照对象，就没有“强势群体”。没有对家庭和社会“无用”的人，就不可能定义对家庭和社会“有用”的人。
——而只有“强者群体”才有权利同情与自己对立的“弱者群体”。同情引发的反思过程和努力成为“有用”人的过程，本身就是社会权力的再生产过程。
许多学者指出，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方式上面临着全球化和市场化带来的冲击和挑战：一方面，他们试图遵循““西方”与“中产”的儿童教育理念“以阶级为基础”，让孩子更加独立；另一方面，又要给他们施加压力，避免在市场化的社会竞争中落败。
这本身就反映了城市中产家长对社会流动性的焦虑。比如，这些甬江的父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够维持家族在整个社会等级体系中的地位。然而现实却是，他们的孩子因优越的家庭条件而生活得“颓废”。看到他们很难承担大的责任，所以需要努力教育他们，培养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成为未来“有用”的人。
在这个维护中产家庭地位的过程中，父母创造并利用孤儿院孩子的“弱势群体”、“穷人”等表达方式，促使孩子反思，引导孩子建立中产阶级阶级意识。同时，它也再现并强化了收容儿童与慈善个体之间的阶级差异。事实上，这种阶级差异的再现不仅存在于个人之间，也存在于想象中的家庭和地区之间。
当家长痛斥弃婴父母的残忍行为，并强调他们一定是在甬江市打工的外地人时，这种说法构造了一个二元对立的群体：一群关心孩子成长各方面的当地中产阶级（即便是上层家庭，包括一批抛弃子女的农民工家庭，孩子父母的经济社会地位、地域出身，都包含在阶层差异的再生产之中。
因此，福利院不仅是家长推行“慈善教育”的促进反思的媒介，也是言传身教阶级意识的工具。
慈善与不平等的“公民社会”
“奉献爱心”、“社会责任”等概念，是来到甬江福利院的慈善人士经常用的词语来定义自己的行动。“责任感”往往被认为是志愿者参与公益活动的最大动力和收获。由于慈善活动的公益性、自发性、民间性，学者和舆论毫不犹豫地将其解读为中国“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托克维尔的“慈善活动-公民社会-自由民主”三段论被广泛用于理解非西方社会的慈善研究，甚至成为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不过，正如前文所述，在我国慈善活动日益繁荣的同时，其中所包含的“慈善旅游”性质的活动也方兴未艾。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简单地用“公民社会”的崛起来定义慈善活动的激增呢？情况？
个体慈善家和志愿者团体希望通过自发的慈善行动传递社会责任和关爱，但在这个过程中，不平等的关系不断再现：慈善对象被想象成“异常”或“穷人”，并利用自己的“将“弱势群体”的“贫困”形象作为教育子女的参照系和塑造阶级意识的工具，甚至将其“异常”当作旅游景点。
于是，“公民社会”的论调陷入了自相矛盾：本应与所谓“公民”相同的慈善对象，在实际的慈善活动中却不断被客体化、工具化，并被想象和表达为不幸的边缘化群体。因此，在这种现实之下，以慈善为基础来谈论政治民主，其实是一种夸张。
